未来产业是由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驱动，处于孕育萌芽阶段或成长初期，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起到引领性、支撑性作用的战略产业。目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的加速活跃期，一些发达经济体投入大量资源，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未来能源、超导材料等新兴技术群，竞相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也是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未来产业是一个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对的概念。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产业所处的阶段可以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蜕变期等。传统产业通常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蜕变期，新兴产业处于高速成长期或成熟期，而未来产业则处于最初的萌芽期，甚至还停留在技术研发和论证的阶段，未进入产业生命周期。未来产业具有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迥异的发展规律。
一是科技创新的颠覆性和原创性。美国学者克里斯坦森1995年首次提出“颠覆性技术”，将其定义为“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取代现有主流技术的技术”。未来产业的源头是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对现有技术、产品的渐进式、迭代式、集成式创新，而是在基础科学的层面上彻底改变研究范式、开辟崭新领域，衍生形成新的技术路线和技术群，进而创造出具有更高技术含量、更优应用性能的新产品、新服务。回顾全球科技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潜在的颠覆性原创性科学技术与已有的基础科学和主导性技术常常没有直接的继承性和关联性，甚至远离现存科技集合和创新体系的中心，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清洁能源之于传统化石能源，数码摄像之于胶片摄像，这也正是其“颠覆”“原创”的内涵所在。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颠覆性、原创性科技的出现和发展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在基础科学层面的理论方向还是相对确定的，但当进一步深入到细分领域和应用层面时，技术突破就会呈现出多个分支，不同技术路线是互斥的、并联的，每一条技术路线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找准技术路线难度极大。绝大多数技术路线在概念验证和探索研究阶段就宣告失败。即便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完全可行的技术，在成果转化时也可能面临技术过度超前、关联技术不成熟不配套、应用场景缺乏等问题，需要经过长周期的反复试错、调试测试和迭代优化，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没有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失败风险大，商业回报难以预估。
三是竞争优势的快速积累性和先发锁定性。从前沿科技创新到未来产业形成的过程是漫长的。然而，一旦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出兼具成本经济性和功能颠覆性的产品，就会迅速开辟新的蓝海市场，产业规模在短时间内指数级膨胀，带动消费场景、商业模式、企业组织结构等变革。在此过程中，未来产业的“首批玩家”会快速形成并持续巩固先发竞争优势，在大量的商业化应用中积累技术、数据等资源，实现核心技术和产品性能的迭代跃升，构筑其以海量数据、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为支撑的“护城河”。而市场后入者只能扮演“跟随者”的角色，追赶超越的难度极高。从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现实情况来看，率先培育出未来产业的国家往往能够牢固占据竞争主动权，形成难以逾越的先发优势。
深刻认识发展未来产业的紧迫性，紧跟前沿、全盘谋划，围绕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中试熟化、上市推广、场景拓展以及技术、产品标准形成等环节系统施策，营造鼓励试错和大胆求索的创新友好型生态，在全新的技术领域和产业赛道中实现突破，确保我国在未来全球科创版图和经济格局重塑进程中占据先机。
推动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构建“自由探索”和“军团作战”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模式，针对复杂度高、系统性强、战略性突出的科学问题，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强科研理论组织协调和科研任务合理分工，整合资源力量高效推进科研工作；对于不确定性较强、处于“无人区”的基础科研工作，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落实科研经费包干制，优化科研项目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解绑减负”。通过税收优惠、典型宣传等途径，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以加大直接投入、设立基金、公益捐赠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加强对全球前沿基础科学和关键应用型技术的情报分析工作，及时识别和捕捉潜在的颠覆性技术，超前部署推动理论突破和科技攻关。
补齐科技成果转化薄弱环节。相关政府部门要避免代替市场选择特定的技术路线和产品、产业，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主体地位，将更多资源用在推动各类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上。支持高校院所、企业、事业单位等联合建设一批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开展原理验证、技术可行性验证、产品原型制备和验证等服务，降低技术选择的机会成本和成果转化的不确定性。针对细分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集中试熟化、小批量生产、精密计量、样品测试等于一体的专业化中试平台，发展项目可行性论证、市场调研、商业模式设计、知识产权等第三方服务，压缩成果转化、产品上市和产业育成的周期。加快建成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优化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布局，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繁荣技术交易市场，畅通“技术—产业”流动渠道。
开拓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于前沿科技应用和新产品推广的强大支撑作用，在精准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的前提下，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从需求侧牵引未来产业发展壮大。加快建设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在特定区域内综合采用政府采购、消费补贴、资质发放、试点示范等方式持续释放场景资源，推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氢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率先落地应用。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布局高性能算力、下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孪生城市等设施，为开拓全新应用场景提供基础支撑。（李子文）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