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大珞珈门进校，穿过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再从樱花大道向北爬上八十八级台阶，就能到达“龙门千尺、高不可攀”的老图书馆。整个建筑群遵从“轴线对称、主从有序”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银灰外墙，碧绿琉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这里是武大的最高点。
回溯近一个世纪，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成员李四光请来美国建筑师开尔斯为武大选址并设计新校舍，提出建筑要“以宏伟、坚固、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这符合武大自晚清学堂传承的精神内核：“经世致用”。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搬进了武大的“十八栋”。这是分布于珞珈山东南坡上的英式乡间别墅，是武大知名教授的居所。他后来回忆，小楼背山面湖，有可以远眺风景的月楼，爬一个小坡就到珞珈山顶。“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11月，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办公。直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里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临时首都”。郭沫若搬进“十八栋”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副部长黄琪翔搬到郭家隔壁。193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搬进珞珈山一区教工宿舍27号楼。珞珈山上高炮环列。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及若干在汉文化界人士在珞珈山合影。
这不是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第一次聚首武大。从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此后的方言学堂、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再到国立武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武大，1893年以来，武大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大武汉”都市史“同频共振”。而今，在珞珈之山，东湖之滨，这所130岁的老牌名校正面临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
武汉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1889年，“洋务殿军”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武汉三镇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中心。当时，汉口已开埠近30年，新式工商业发展，急需大批专门商务人才。张之洞取“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教育人才为先”之意，创设“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四门，开近代外语教育之先河。最初，这些课程“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畅销土货”。1895年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开始课程改革，将方言门扩大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五科。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增设地理、历史、算术、公法等学科，“学业注重在于外交”“择其品端文优者留学”。
张之洞意识到，办一所商务学校无法实现救国理想，“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重视外语、“开眼看世界”成为武大的最初基因，被代代传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在武昌爆发。同盟会成员张继煦指出，辛亥主事者多是张之洞“所培植之学生”，能在武汉成功，正是因为在张之洞的建设下，武汉“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
1911年，方言学堂被清政府以“经费困难、校风不端”为由停办。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按全国中心城市规划“六大国立高师”，在华中地区以原方言学堂校舍开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张继煦曾担任校长。1923年，武昌高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次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随后迁都至此。12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商、医、预6科17个系。
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是：以“一省一校”模式建设全新的综合性大学，革新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培养模式，代表院校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对武大而言，这次改革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发展的学科基础，也开启了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的新历史。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使命还不止于此。那时的武汉是当之无愧的“赤色首都”，需要与之匹配的“最高学府”。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囊括了武汉最有影响力的军政要员：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其中包括3位一大代表。
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曾在武大求学或任职。其中，李汉俊1922年出任武昌高师社会学教授、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唯物史观课程。陈潭秋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师，毕业旅行时在上海与董必武一见如故，两人后来成为湖北运动的组织者。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陷入白色恐怖，年底关停，李汉俊等遇难。这段重要历史为武大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基因”，也确立了武大日后发展的精神内核。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的教授，囊括了周建人、李四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名家，但当时最引学生注目的，是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红色教授”。一大代表李达，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应李汉俊、董必武之邀, 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校长。
1.张之洞。2.湖北自强学堂聘请洋人任教所订立的合同。图/FOTOE 3.董必武。4.李汉俊。5.周佛海。6.陈潭秋。7.李达。
武汉大学第四教学楼对面有一座雕像：地质学家李四光站在一头毛驴前方，举手遮阳远眺，目光落在珞珈山和东湖的山水间。这是1928年发生过的一幕。那时，李四光的眼前只有荒山、村落和乱坟岗。但他难掩兴奋之情，拿出地图绕珞珈山画了一个圈：这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新校址。
1927年宁汉合流后，武汉不再是首都，但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设置武汉特别市、汉口特别市，将武汉提升到“直辖市”的地位。随着局势稳定，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刘树杞痛感武汉作为和经济中心，文化却“瞠乎其后”，提议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重建大学，“在今后的中国，承担起文化中心的责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与刘树杞同为新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的李四光，提出的定位是“中部之学术中心”。
1928年，时任中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确定设立“国立武汉大学”，次年5月，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法学家王世杰出任首任校长。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五个条件：巨大的新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的独立、良好的教授、严整的纪律。排在第一的就是大学建筑。
今日武大校园的老建筑群基本在这一时期建成，老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这是一对“姐妹楼”，均为绿色琉璃瓦顶的四合院回廊式建筑，在宽阔的中式大屋顶中间开有天井，近看墙体宛如城墙，气势恢宏。
“大楼”的建设，是为了容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新武大初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王世杰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万学。至1936年，学校发展到五个学院、16个系和2个研究所，是当时中国极少数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不到十年，国立武汉大学就已声名在外。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以及国立浙江大学在全国进行统一联考招生，史称“五大名校联考”。20世纪30年代，胡适对一位外国友人说，“你如果要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原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立武汉大学迅速成功的背后有“三大”：大楼、大师和大学理念。时，很多大学校长主张“教授治校”。王世杰也很重视大师，但他同时强调“宁缺毋滥”和“提高教授的待遇”，前者要引进真正有学识的教授，后者使教授不得兼职以集中其精力。
20世纪30年代的时局，正是武大吸引人才的大好时机。涂上飙说，从外部来看，正逢世界经济大危机，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纷纷回国；内部来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危急，北方环境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则大力支持长江流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中央大学在内，很多大学并不为教师提供宿舍。而武大为了“筑巢引凤”，在珞珈山的东南面修建了条件优越的别墅，以引进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就是“十八栋”的缘起。
“十八栋”的每一户都是假四层楼，抽水马桶、电话、冰柜等一应俱全，单设的水管可以为间提供热水，教授们可以在此享受最现代化的生活。完成一天的教学科研任务后，教师们在半山南路散步，还有教授双休日喜欢去山上打鹿子和野鸡。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到了。“十八栋”的住客，有数学家吴维清，物理学家查谦、桂质廷，化学家王星拱，古典文学专家徐天闵、刘永济，作家陈源和凌叔华夫妇，历史学家吴于廑，以及法学家周鲠生等。这些名师为新中国成立后武大几个王牌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脉基础。
很多名师来自北大。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委会中，多数人都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大任过教，首任文学院院长陈源曾是北大外文系教授，和王世杰、周鲠生都被视为深受胡适影响的“现代评论”派干将。
涂上飙指出，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风格，一方面受北大影响，崇尚学术自由、学者为大；另一方面也具有武大特色：重基础和交叉，特别注重外语训练。当时，武大的课程设置是复合型的，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文科生至少要选修一定的理科学分。同时，延续方言学堂的传统，强调外语教育，一些理工科专业学生不仅要学英语，还至少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理学院开的99门课程中，有46门课程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这些特色后来都延续了下来”。
全面抗战的爆发打破了珞珈山的宁静。1938年2月起，武大师生辗转西迁到四川乐山。虽然经费极缺、条件艰苦，但科研成绩斐然。1936~1949年，武大教师在顶刊《自然》《科学》杂志上共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有5篇是在乐山时期完成的。
1943年5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访问武大。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写道：“武大图书馆就位于圣人的祠堂内，理学教授们在可遥望山峰的一座宗祠内讨论原子核物理，物理系教授胡乾善已完成了一部论述宇宙射线研究的专著……”他认为，武汉大学学术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国立西南联大相媲美。
1958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到北京出席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他把朱传棨喊到前门饭店，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朱传棨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当时已确定将到武大工作。李达委托他向北大哲学系党委领导转达：武大把哲学系的骨干教师送到北大进修，是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对在“反右”运动中表现不好的武大进修教师，希望区别于北大教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