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着同一根源！他是大家眼中的“跨界教授”，研究古文明，但也给文科生讲授遗传学。2017年来到厦大，31岁就担任了社会与人类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Science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50余篇论文。
作为一名典型的新文科学者，今年37岁的王传超一直在用科技手段述说着“文明如何演进”这一古老的话题。
大三暑假，他去复旦大学参加夏令营，人类学研究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彼时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而他修读的海洋生物学正蓬勃发展。在那个大多数人还搞不清楚人类学到底在研究什么的时代，王传超却一头扎进了更为新兴的“分子人类学”的领域。
中国历史悠久，考古遗址众多，古人类遗骸丰富，这是华夏祖先留给后来的我们探索其源流历史的无比珍贵的材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古代人群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文化特质，按照器物或遗迹的类型特征对人群进行区分。而分子人类学可以从古代遗迹中发掘出的人骨中提取出遗传物质，即“古DNA”，按照遗传学特征对人群的迁徙和演变进行追踪。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关键点在于‘人’，提取古DNA进行研究，相当于让骨头‘开口说话’，这对考古研究来说意义重大，但我国的古DNA研究相对起步较慢。”王传超说到。
在他看来，人类学研究于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用生物学的方法去探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交叉去回答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比如中国人从哪里来、全世界的语言在哪里起源扩散、三皇五帝的传说在遗传学上有无证据等等，都是十分有趣的事情。
“我喜欢去做没有人去做的事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能知道‘我们是谁’。”抱着这样的信念，有着交叉学科背景的王传超坚定选择了这样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
王传超在厦门大学专用于古人类DNA研究的超净实验室，手中的骨头取自西安幸福林带，是唐朝初期墓葬中古人的颞骨。
十多年来，数十万公里，王传超披星戴月，寻遍全国的考古遗址，走遍少数民族聚居区，他的足迹遍布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
他带领团队寻遍全国的考古遗址，搜集5000余例人骨材料，建设中国古代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保护了珍贵的中华民族遗传资源。通过古今人群对比分析，从遗传学角度实证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是汉族和藏族的共同祖先，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最主要的遗传贡献。
他在全球首次发布了中国岛内的古人基因组数据，发现古代人群和现代高山族都和福建古代人群和华南壮侗语人群同根同源。这项研究使高山族“南来说”完全失去了立论基础，强力驳斥了民族″的错误观点，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为巩固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赢得国际话语权。
十多年来，王传超还开展了大量的基于群体遗传学的法医学检测体系的开发和验证，对万余份样本进行了法医遗传标记分型，多角度、多层面完善了中国人群的法医数据库。与联合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与制定多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应用生物技术助力打拐。他创新性地将古DNA技术改进后引入法医陈旧降解检材的鉴定中，无偿地协助和各地公安机关等进行重大刑事案件的身源鉴定工作，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尽管王传超带领的生物人类学实验室被列为厦门大学文科实验室，但实验室开展的研究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研究。
这个实验室汇集了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法医学等众多专业背景的学生，实验室的座右铭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百余年前分道扬镳，而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正是在这样的学科碰撞中，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课程有学科划分，而知识没有边界。学习，也应如此。王传超鼓励学生们勇于打破学科限制，多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他经常说，“世界上本没有学科之分，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科学问题是不会有人为设置的学科界限的，学科交叉和融合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世界。” 而关于自己，他则开玩笑道：“我是人类学里生物学最好，生物学里考古学最棒的，考古学里最懂语言学的。”
王传超的课丰富充实，他引导大家在学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知识架构后，运用这些知识去开展自己的研究。
最初，他只是在课堂上进行答疑，而随着课程的进行，人类学系众多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自发聚集到他的办公室，办起了学术沙龙来探讨最新进展和相应课题。学生们还能通过网络视频与海外顶尖实验室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学术讨论。
一位学生评价道：“传超老师常以引导式的教学带领我们去思考学习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引导我们走进新鲜而广袤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