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是中国重点控制的重大传染病，为实现结核病发病率在2030年达到在2015年基础上降低80%、到2035年降低90%、消除家庭灾难性支出的目标，就需要在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加强、技术策略升级、创新工具使用、综合防治模式实施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近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处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联合举办的“终止结核病”主题 研讨会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赵雁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23年全球结核病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年，结核病是世界第二大单一传染病致死病因，全球有130万人死于结核病，仅次于新冠病毒感染（COVID-19），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是艾滋病的两倍。中国仍然是结核病例第三多的国家，2022年新发患者数为74.8万，占全球结核病感染总数的7.1%。中国的耐多药结核病/利福平耐药结核病患者的治疗成功率仅为51%，低于全球治疗成功率的63%。
尽管结核病可以预防也可治愈，但它仍然是当今全球健康面临的重大挑战。赵雁林强调，在结核病防治中，不仅需要关注肺结核，还需要关注肺外结核，阻断人畜之间的传播，引入新的工具，主动发现加以预防性的治疗。创新是应对耐药结核病等挑战和提高结核病治疗可及性的关键。
在结核病药物研发方面，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强调，结核菌具有独特的生物和结构特性，药物发现难度大，研发周期长。多重原因导致了耐药结核出现，变化迅速的结核菌针对部分新药物也出现了抗药性，因此通过合作加速研发抗结核创新药物至关重要。而新的药物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提升，例如服用便捷、毒副作用小、患者依从性高、针对靶点效果好等。
《报告》显示，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我国估算结核病发病数排第3位，占全球发病数的7.1%，低于印度尼西亚（10%）和印度（27%）。我国的结核病死亡数估算为3万，结核病死亡率为2.0/10万。估算耐多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MDR/RR-TB）患者为3万。
赵雁林介绍，我国属于结核病疫情中低流行国家，在结核病发病率居于全球中低水平，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整体疫情负担位居全球第三位。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指出，中国在终止结核病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终止结核病的意义不仅关乎人们健康的改善，它还意味着减少因健康问题导致的停工和失业，进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或降低陷入贫困的风险。
“当下正是将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的重大时刻。只要有正确的投资和行动，加强结核病诊疗与相关科研，减少灾难性支出，中国就能加快终止结核病的步伐。这对于缩小医疗差距、确保疾病预防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尤为重要，同时也与世卫组织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相一致。支持推广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新的结核病预防、检测和治疗方案，将有助于改善卫生成果，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马丁·泰勒强调。
按照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终结结核病流行策略目标，要在2030年时，将结核病发病率在2015年基础上降低80%，到2035年时要降低90%；结核死亡率方面，2030年时在2015年基础上要降低90%，到2035年时要降低95%。同时，结核病不再是一个家庭灾难性负担，即达到家庭灾难性支出为0的目标。
“如果要想实现该目标，在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政策开发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需要一些创新，例如在关注肺结核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肺外结核，也需要阻断人畜间传播，同时还需要引入新的工具，主动发现加之预防性治疗，采用综合性防治措施。”赵雁林指出。
赵雁林介绍，结核病也是一种人兽共患疾病，除人类外，还有50种哺乳动物和25种禽类可感染并罹患结核病。从整体上来说，赵雁林表示，需要在“同一健康”的理念下，融合跨学科、跨行业和多部门配合，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关注人、畜、禽，阻断畜禽对人的传播。
与此同时，赵雁林也指出，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同样重要，需进行主动筛查，对发现的结核病患者进行规范治疗，对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进行主动筛查，对新近感染者给予预防治疗。“结核病为慢性传染病，与急性传染病不同，在感染后不一定立即发病，传统意义上认为，大概有5%-10%的感染者会在一生中某个阶段发病。”
近年来相关研究显示，对于结核菌感染的患者，在感染初期的1-2年内发病概率为60%-90%，如果在感染初期能够尽早发现给予有效干预的线%的发病。赵雁林强调，基于上述循证医学和科学研究发现，对新近感染者进行早期干预，能够大大减少发病。
“在后续治疗和规范管理中，除患者外，对于结核新近感染，例如在聚集性场所如学校等发现的患者，对其密接人员进行筛查，如果确定被感染即给予干预，就能够大幅减少发病。目前，结核病并没有具有全人群保护力的有效疫苗，因此在有效疫苗出现前，对新近感染者给予预防性干预是我们不得不也是必须采取的手段。”赵雁林分析称。
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现有技术策略的升级和创新模式的引入。赵雁林指出，总体而言，技术策略需要升级，要优先加大主动筛查和早发现的力度，同时对于发现的患者进行规范治疗，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阻断人之间的传播。
在升级结核病防治策略，提升防治效果的过程中，赵雁林介绍，当前我国有结核病防治三大行动，全社会动员行动、无结核社区行动和结核病关爱行动。同时，我国也制定全过程、全链条，覆盖社会层面、机构层面和患者层面的具体防治策略和技术对策。
在无结核社区行动中，赵雁林指出，我国结核病疫情在东中西地区存在差异，因此对于特定区域，在夯实原有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主动筛查、预防性干预等综合防治措施，能够使结核病疫情在3-5年内明显下降，如结核病发病率下降至10/10万以下，即可谓之为“无结核社区”。全国防痨同道正在共同努力，正在从点到线再及面逐步扩展，由无结核社区到无结核区县、无结核地市到无结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实现整个全国消除结核病的危害迈进。
在结核病的基层防控中，数字化技术也提供了多种新管理工具和方案。江苏省疾控中心慢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竺丽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针对患者管理方面，为保护病人隐私，以及解决部分患者无法接受直接面试下服药的问题，我们采用了信息化管理方式，包括使用手机APP和电子药盒等工具。通过这些工具，患者可以方便地接收到药物服用提醒，并且医生也能够实时获取患者服药情况，实现全程信息化的督导管理。”
“在筛查管理方面，我们开发了信息化筛查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可以快速将筛查信息记录到系统中，从而便捷地管理感染率等数据。此外，我们还将AI人工智能诊断系统安装在省级云影像平台，帮助我们实现包括肺结核在内的肺部疾病的早期筛查和发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目标，控制疫情传播的目标。”竺丽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针对这一会造成因病致贫的重大传染性疾病，聚焦于创新药物的研发成为解决结核病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多年前，结核病已有一系列有效的治疗药物，但这些药物治疗时间长、药物组合毒副作用高，导致患者的依从性降低，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这种情况下，患者未能及早发现和坚持使用有效药物，从而导致结核病耐药性的增加。”丁胜坦言。
具体而言，丁胜介绍，当前治疗药物敏感性结核病的一线药物有利福平、异烟肼、吡嗉酰胺和乙胺丁醇，治疗周期在6个月左右。多重原因会导致耐药结核出现，如患者不遵医嘱，一线药物不充分使用，新出现突变结核菌等。耐多药（MDR）和广泛耐药（XDR）结核菌株已构成全球健康重大挑战，而针对耐药结核的氟喹诺酮类药物、氯法齐明、环丝氨酸和对氨基水杨酸等二线药物疗效有限。
“尽管新加入抗结核药物库的贝达喹咻、德拉马尼和普托马尼已被证明对耐药结核有效，但由于结核菌变化迅速，针对新药物的抗药性已经开始出现，加速研发抗结核创新药物至关重要。”丁胜强调。“通过开发能够大幅缩短治疗周期、具有更低的副作用、针对耐药菌有效的新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困境。这也是GHDDI的目标和持续在相关领域研发进行投入的根本原因。”
研发新药物、通过新机制降低整个治疗组合的毒副作用，是结核病耐药性的重要策略。但丁胜也指出，药物研发主要由工业界主导，由于已经存在一系列相对有效的药物，进一步创新突破的风险更高。此外，最需要创新药的群体支付能力往往有限，导致研发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因此工业界在这一领域的投入相当有限。“尽管一些大型制药公司在结核病药物研发方面投入一定的资源，但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同药企的投资策略也可能随之调整，结核病领域的药物研发进展相对缓慢。”
在2019年8月8日《新英格兰医学》（NEJM）杂志上，专家学者提出，依靠制药公司开发抗生素的传统模式已经崩坏，建议由非营利性机构来担起抗生素开发的重任。例如，普托马尼就是由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TB Alliance）主持开发，而非由制药公司。
在破解结核病药物的研发难题中，丁胜介绍，2024年底，其团队研发的一款小分子GDI-2推进至临床前阶段，并开始进行最后的申报研究工作。“这款药物针对新的靶点，经过体外和体内动物实验的验证，已经显示出与当前结核病药物同等甚至更好的药效，有潜力大幅缩短结核病治疗的疗程，从标准的4-6个月缩短为仅需1-2个月，并且具有相当高的安全性。”
对此，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强调了缩短结核病临床治疗周期的重要性，“我们的团队进行了多项结核病短程治疗方案的研究，将此前多耐药结核2年的治疗周期缩短到6-9个月，将普通型结核病的治疗周期缩短到4个月，通过药物代谢学与动力学研究，提供可及性更高、更符合中国人药物代谢特点的本土方案，提高患者依从性，以现代化的先进结核病消除综合模式，加快结核病消除速度。”张文宏强调，“技术上终止结核病是可能的，但我们也要直面不同层面的困难，亟需多方协同合作。”
